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是指主要由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了民主自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的一場抗議示威活動。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共產主義國家也紛紛發生政變。
胡耀邦的逝世成為了這次抗議示威的導火線，[2]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為胡耀邦舉行的悼念活動在數日內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會當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有數十萬之多。儘管缺乏一致的目標和統一的領導，但抗議群眾普遍反對政府中存在的權威主義並提出了經濟改革[3][4]與政治民主化[4]的訴求。除了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抗議人群，全國各城市也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一直和平的保持到了最後。
抗議示威活動從4月15日開始至6月4日結束，共持續了七周時間。中國政府為結束抗議活動，動用了軍隊強制驅散人群並爆發了軍民衝突，造成大量的傷亡。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傷；[5]但中國紅十字會和一些學生組織報告稱有2000—3000人死亡。[5]
鎮壓結束後，政府展開了一系列打擊活動，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關人士，打壓全國各地的抗議示威，限制外國新聞社的採訪活動，控制國內媒體的報導。很多曾公開對抗議群眾表示理解和同情的黨內人士遭到了清洗，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一些高級官員遭到了軟禁。中國政府實行的武力鎮壓也受到國際社會普遍的譴責。
普遍使用的名稱有「六四運動」、「六四事件」、「天安門事件」等。「六四事件」亦指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軍民衝突及清場事件，而「八九學運」、「八九民運」則統稱由1989年4月至6月發生的整個學生運動。
清場過程被一些民運人士描述為「天安門大屠殺」、「血洗京城」、「血洗北京」、「六四血案」、「六四屠城」。中國大陸政府起初對學運定調為「反革命暴亂」、「動亂」，後來稱之為「六四風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也有一些親大陸人士稱為「北京事件」。
簡介
事件發端於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的猝逝。[6]當時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發起悼念活動，數日內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遊行，學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亦提出反貪污，反官倒、解放報禁、增加教育撥款、並提出民主選舉部分領導人等要求。[7]
中共中央初期對處理學潮並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四二六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産階級自由化動亂」[8]，引發學生極強烈迴響，號召更多學生返回廣場，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5月4日發表五四談話，肯定學生熱情，紓緩學生的不滿。
5月13日學生發起絕食，學生情況廣受報導，學運終於演變成全國各界大示威，中共領導層的矛盾亦日益突顯，最終趙紫陽及胡啟立等中共開明派領導人下台，北京實施戒嚴，解放軍集結市郊。
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解放軍開進北京城，與民眾爆發嚴重流血衝突，抗議活動隨鎮壓而結束，但餘波未了。事後，全國展開大規模緝捕行動，趙紫陽所代表的開明派倒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形象受重挫，歐美多國向中國大陸實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國大陸改革陷入困局，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屆領導上台才有所緩解，但終究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國大陸短暫的自由氣氛隨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自此中央加強對傳媒、以至後來的網際網路規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發連串政治效應。
學運起端於對突然於4月15日病逝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學生透過悼念表達對社會各種弊端的不滿，並隨著民眾對反官倒、反腐敗、自由、民主的呼聲高漲，學潮最終漫延全國。期間北京城區實施戒嚴，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間抗議，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1989年6月3日晚，中共中央最終出動解放軍進行武力驅散，並與北京群眾發生流血衝突。
事後，中國政府繼續抓捕這次事件的有關人士，包括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及與軍隊正面衝突的群眾。大批民運人士開始流亡海外，至今都未能回國；一部分普通參与者被抓捕及監禁、判處死刑，主要是因為燒軍車，裝甲車，殺死解放軍。由於各種信息亦真亦假，政府從此長期封鎖有關信息，以免造成思想和政局上的混亂。但正由於長期的信息封鎖，六四事件令中國民眾及各國對中國大陸政府的負面形象日益加深，以致相當部分人對該政府甚為不滿，處處與之為敵，尤以中國領導人出訪時經常受示威人士抗議。
背景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以求擺脫混亂、愚昧、貧窮。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責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會主義」，「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俗稱「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這場運動被視為六四事件的原因。
從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人大會議會議已提出各種問題，包括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
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中國會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9][10]，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兩日，另一家藥廠的1100名工怠工3個月。[11]同時全國流動人口急增，當時約4億人散居於中國365座大城市，每年800萬人流入城市。共產黨內部貪污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有統計[12]指1987年共有15萬名黨員因貪瀆而受罰，25000人被開除黨籍，政府下令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13][14][15]
中國大陸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呼喚「蔚藍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先聲。
1989年對中國來說具有意義。它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如科學家方勵之、詩人北島已上書中央，要求把握契機，讓政治鬆綁；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運動的發起
在社會不安氣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歲之年猝逝，加劇了緊張局勢。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學生與知識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們視為軟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16]，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17][18]；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16][20]。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為了確保改革開放的延續，與胡耀邦政治見解接近的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安排接任中共總書記，成為中共名義上最高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李鵬提升為國務院總理。
當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後，有說他把煙頭熄滅，「十指無力地交叉在胸前，沒有一句話。過一會，就又拿起煙，狠狠地抽起來。」他要求夫人卓琳致電慰問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央政治局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安排，並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21]胡去世不到4小時，新華社迅速作出報導，指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外界密切關注胡耀邦去世可能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路透社均認為胡的猝逝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胡早已離開權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可能影響中國政局。4月16日《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說：「追悼胡的活動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果黨和政府對追悼活動草率從事，很可能激怒民眾。」同日，日本時事社指出適逢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民眾不滿通脹和官員特權等弊端，民主的呼聲在學生之間高漲：「胡氏逝世會否引發類似天安門事件，正受人關注。」[22]
學運醞釀期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起，北大、清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等均掛滿大字報和輓聯，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立靈堂，陸續有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4月1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一場400人追悼會，有學生自由發言時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同日，西安市鐘樓郵電大樓前的廣場，亦有人掛上輓聯說：「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當晚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約3,000人學生從北京大學前往天安門，沿途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百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常委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上午8時，國務院派出一名官員接見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間學生繼續靜坐，聲援人數不斷增加，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約2萬名學生。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有警察與民眾在新華門對峙[24]。其他城市情況相對穩定，上海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悼念，但悼念活動很快和平結束。
此時中國的局勢漸受關注。有說在一份中共內部的報告上稱：雖然目前局勢表面平靜，但民間有一種普遍意見認為，隨著五四運動70周年，「兩件事應結合起來搞」，並警告悼念活動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會而推上高潮，呼籲做好疏導工作，密切注視校內動向。[25]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報》發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的報導指，「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70週年臨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地組織民主活動。」當天，路透社一篇《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導指北京發生「文革後最大規模的示威」。
4月19日，學生衝擊新華門。他們要求進中南海獻花圈被拒，武裝警察以人牆阻擋學生，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防線而未果，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與警方衝撞[26]，擾釀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下約300名學生，雙方對峙，期間未有大型衝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
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後用意是打倒共產黨。
4月20日，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稱，有人借題發揮，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反動言論，有人造謠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並公開號召大學生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到工廠、農村、商店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大字報指：「火燒中南海！」報告亦留意到活動趨於組織化，一些學校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以至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實行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
同時，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
八九學運
罷課潮爆發
4月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學生總結歷次學潮的失敗在於沒有統導，北大學生王丹宣佈廢除原有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並宣佈直至5月4日前，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並準備成立協調各校的「團結協會」。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爭，以罷課爭取民主。
這一天成為運動擴大的轉捩點。當日新華社首次發表提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並在報導中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學運收歛，反而挑動學生不滿，學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報》的社論發表當天，陝西出現自胡耀邦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新城廣場的群眾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下午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停車場聚集1萬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強行帶走，激起群眾不滿，武警與群眾對峙，但晚上6時剛好下雨，不少群眾離開。
當日南京大學學生會門外亦有3000名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口號是「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南京大學還有標語說：「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鬥迎接五四」、「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辦？」
4月21日，北大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在新華門被武警打傷，也有學生阻擋其他學生上課，當晚廣場學生劇增至20萬人。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聲援學生，但未獲接收。全國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
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靈柩繞廣場一周，與總理李鵬對話，並要求官方媒體報導學生悼念活動。[27]，但都未獲政府同意。
當日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前，中間一人舉著一條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有工作人員嘗試扶起學生，有學生淚流滿面，更多學生齊喊：「站起來！」。這一場面引起全國以至黨外內的關注，有一些黨員回顧事件時指，不少老黨員經歷過學運，眼見學生下跪，領導人卻不問不聞，感覺共產黨怎麼會變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對象，心裡嘀咕。[28]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舉行，天安門廣場坐滿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軍隊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學生雖然滿意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悼詞，但接近一晝夜的靜坐毫無結果，情緒激憤。學生擔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
西安、長沙出現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的嚴重騷亂。據報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門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佔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長沙亦有20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趙紫陽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計劃出訪朝鮮，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復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29]
同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全國各高校倡議無限期罷課時，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新聞封鎖，在頭版報導學生遊行活動，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均不約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犠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學生代表會晤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但學生代表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會談，對話流產。上海市委則沒收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當中有文章批評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學生遊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原本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該報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嚮，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獲鄧小平賞識，晉身中共領導層。[30]
四二六社論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報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31][32]
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嚮。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往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湧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批評學生搞「文革」。
學生召開記者會反駁「學生顛覆中共」的言論，並再度要求與李鵬對話、並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學生最後決定舉行四二七大遊行。4月27日，北京約5萬名學生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遊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33]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失誤；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相對溫和。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會上，袁木承認「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34]。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學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日後舉行更多直接對話，有學生批指責袁木迴避實質問題。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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